從1921年到2021年，在建黨百年征程中，有許多外國友人與中國共產黨結緣。他們見證、參與了黨在不同時期的奮斗歷程，漢斯·米勒就是其中一員。
1939年，從瑞士醫學院畢業的德國青年漢斯·米勒途徑香港輾轉到達延安。在中國，他先后在延安的國際和平醫院、太行山的抗日前線和解放戰爭的戰場上治病救人，為中國的革命和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米勒加入中國國籍，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繼續從事醫務工作、傳播科學知識。1989年，他被授予“杰出的國際主義白衣戰士”稱號。
1994年，漢斯·米勒醫生去世前反復叮囑妻子：“永遠不要離開中國。”
本文為漢斯·米勒的兒子米德華在“國際視野中的百年中國共產黨”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我是漢斯?米勒和中村京子的兒子。我的父母都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來到中國的“洋八路”，參加并見證了中國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后的現代化進程。
父親是1939年初從瑞士醫學院畢業后，經宋慶齡的安排，從香港押運著醫療救護車和一批醫療物資一路數月，歷經艱險到達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與他親切的交談，給他留下十分深刻和美好的印象，特別是他應朱德邀請參加了白求恩大夫的追悼大會，令他深受感動，他上臺發了言，決心做一個白求恩一樣的好大夫。他的確做到了。
父親在戰場上救死扶傷，最難能可貴的是，他盡一切可能，在挽救生命的同時，盡量保全戰士的肢體。戰爭環境下，戰事緊張，醫藥緊缺，一般對難治而沒有生命危險的傷員往往采取截肢手術，這樣傷口愈合快，操作也容易。可是父親沒有這樣做。為保住他們的肢體反復考慮治療方案，既能取出彈片和碎骨，又不加大關節的損傷。手術往往需要大半天，甚至一整天。那時，手術條件很差，地上鋪塊門板就是手術臺，父親當時自己的身體也很差，高大的身軀跪在地上，仔細地取出彈片和碎骨，付出的艱辛可想而知。但是他寧可給自己添煩，讓自己難受、費勁、費事，也堅持在挽救戰士生命的同時，保全戰士的肢體，要盡可能讓戰士重返戰斗崗位。
父親經常告訴我們，當時黨中央十分關心照顧國際友人，得知他在前線病重的時候，多次打電報要把父親召回延安，派人探望并要求用最好的藥治療，彭德懷還脫下自己的皮夾克送給父親。在艱苦的條件下，上級定期發給父親一些營養品，可是他舍不得吃，全給了重傷員補營養。父親空閑時還與工作人員以及輕傷員一起上山背柴。父親從來到中國開始，就決心參加中國共產黨，打了多次申請報告。可是因為種種原因，或者認為戰爭時期無法審査他的家庭背景，或者因為不是中國籍等等未能入黨。但是父親初心不改，一直努力爭取。新中國成立后，他立即申請加入了中國籍，隨后如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始終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他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民，熱愛中國共產黨。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父親為中國乙肝病研究與乙肝疫苗的研制及應用立下功勛，1989年被衛生部授予“杰出的國際主義白衣戰士”稱號。中國曾經是乙肝病大國。乙肝病的診斷與防治，一直是他牽掛的課題。早在延安時，他就開始關注這個難題了。1972年初夏，中日兩國尚未建交，但是兩國邦交正常化的行程即將開啟，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訪華之旅已在緊鑼密鼓地籌劃之中。
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我們一家四口踏上回日本省親之旅。父親有幸結識了日本著名的肝病專家西岡久壽彌教授，與之一見如故，他們共同的興趣是對肝炎的成因和正確診斷及治療，并對此專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西岡教授是一位對中國人民滿懷友好之情的學者。他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經過多年努力、精心研制成功的診斷乙型肝炎的先進方法介紹給父親，還贈送給父親一些檢測板，讓他帶回中國試驗。
回國后，父親選擇了他領導下的北京醫學院附屬北京人民醫院檢驗科的陶其敏大夫與她的課題組，接下了任務。他們在用倉庫分隔出來的6個平方米的簡陋小屋里，開始了艱苦的科研攻關戰斗。只用了四個月，成功地制成了合格的、帶有表面抗原的敏感血球，用中國自己生產出的試劑，建立了一項敏感的檢測方法。之后，繼續努力，研制乙肝疫苗。科研小組經過幾百次反復試驗，在研究處于最困難的關頭，父親提出在自己身上做活體實驗，感動激勵了科研小組的全體同志。1975年7月1日，趕在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之際，終于制成了我國首批乙肝疫苗。大家說，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成果。所以，也要給這個成果起個有紀念意義的名字。于是，大家為乙肝疫苗起名“7571”，作為向偉大的黨的生日奉獻的一份最有意義的厚禮。
父親在他臨終時，反復叮囑我媽媽的一句話是：“有事情找組織。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們今天的一切。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偉大的黨。我去世后，你也不要離開中國。永遠不要離開中國。”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誕辰，讓我們向我父親一樣為中國革命做出貢獻的先輩致敬，祝福中國更加繁榮富強，中國人民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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